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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业全面强监管取得较大成果，目前已有所缓和。合理适度的影子银行是银行表内贷款的补充，因此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下，适当保留表外融资。从去年11月起，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的收缩速度开始趋缓，表外融资占社融的比重从2018年底的-15.2%上升至2019年2月的-0.4%。

据民盟海南省委官网发布的简历显示，贵州人刘远生早年曾在重庆、海南两地的中级法院任职，后任第七届海南省政协常委、第七届民盟海南省委副主委。梳理夫妇二人的履历不难发现，虽然刘远生也有过在海南法院系统任职的经历，但与张家慧高升至海南高院副院长不同，履历上显示刘远生的法院任职经历止步于中级法院的助理审判员。

当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所在的一个由实名举报者、律师等组成的“副院长夫妇非法敛财200亿交流群”中消息不断，有人说道：“初步定性严重违纪那就是跑不了了，联合调查组进展快，为调查组点赞！”半个多月前，5月13日，海南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的消息对外发布，当时，张家慧、刘远生这对法学博士夫妇身陷舆论漩涡。

其实，在纾困资金仍不能覆盖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的当下，对纾困企业的选择尤为重要。哪些企业最值得纾困资金救助、如何救助、获得资金后如何改善经营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这些遴选条款和约束机制，都应是救助前需要明确的内容。同时，我们认为，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和失信股东，不应该获得纾困救助。试想，一家存在诚信问题、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上市公司实控人，如何确保把纾困资金落到实处，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并且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应将纾困上市公司遴选的具体标准公开，同时将“上市公司实控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无重大失信问题”纳入标准之中，这样既能向市场传达清晰的受困上市公司申请条件，又能减少外界或市场对纾困操作的疑虑乃至质疑。总之，地方纾困标准只有更公开透明，做到“一碗水端平”，才能赢得市场的信任票。

十年间，居民存款骤降近日，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中国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175.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而此前39年里，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从未跌破过9%。与存款增速的整体下滑相比，居民存款增速下滑更为严重，2008到2018年的10年间，居民部门存款增速从18%下滑到7%左右。2010年全国居民储蓄率为16%，而2017年仅为7.7%。另据央行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仅今年4月一个月全国居民存款就大降1.32万亿元，为历史单月最大降幅。

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上交所认为，云南城投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以康养产业和旅游产业为战略发展方向，在项目去化、开发进展、 产权证书办理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压力。对此，上交所要求云南城投披露2018年康养产业和旅游产业对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贡献比例与核心竞争力。